已故著名京剧演员奚啸伯先生，在京剧老生行当中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。他在唱、念、表演以及艺术理论上，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他的艺术，特色鲜明，格调清新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。
    奚啸伯，1910年出生在一个满族家庭里。由于酷爱京剧艺术，十一岁拜在言菊朋门下，十九岁正式“下海”。先是搭尚和玉的班，后来又搭了杨小楼的班。二十三岁陪尚小云唱二牌老生。二十五岁就搭上了梅兰芳的“承华社”。
    他之所以能够搭上梅兰芳的班，并不是靠什么人的吹捧，走了什么“门子”，而是被梅兰芳偶然发现而选中的。在这前一年，梅兰芳在南京看了他一次演出，很是赞赏，马上就到后台进行慰问，当场约定了将来有机会一定同台合作。果然，第二年他就陪着梅兰芳到汉口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地去演出了。
    他二十七岁开始自挑大梁，挂了“头牌”。1940年前后，和马连良、谭富英齐名，列入了“三大须生”。继而，扬宝森嗓音恢复，当时，公众便把他们四位称作“四大须生”。直到1966年，他一直活跃在舞台上。
    奚啸伯演出的许多优秀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，都是非常成功的。留在群众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“委婉细腻、猜新雅致”的艺术风格。群众把这种风格称作了“奚派”艺术的特色。同时，在艺术理论上他也很有建树。
    奚啸伯的艺术，概括起来说，有一大基础--谭派；两大流源——言派、余派；此外还参考了时、王、高、马，就是时慧宝、王又宸、高庆奎和马连良的表演艺术；至于借鉴的那就更多了。对于京剧的其他行当，如旦角、花脸，以及起他剧种如豫剧、梆子等等，他都进行过研究。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对票友、观众非常尊重，从他们那里也得到了营养。总之，凡是他能接触到的，他是尽可能地全都吸收到自己的艺术中来，把它们巧妙地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体系之中。因而，他的戏路子极宽，各派的戏他都演，但又都赋予了自己的风格，使观众可以得到一些与别家不同的艺术享受。
    他很讲究“嘴里”“字眼”，又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演唱理论和方法。例如“以字定腔”、“以情行腔”等。此外，“耍板”、处理“过门”、“赶板夺字”、运用气口等等，也很有讲究。再加上他那种浮云掩月、声如洞萧的嗓音，虽窄小而能够达远，虽幽暗而柔润。尤其老生所特别需要的“衣齐”“人辰”一类的辙口，是他的特长。所以，集中起来，自然地形成了他那“委婉细腻、清新雅致”的艺术特色。
    奚啸伯的演唱，最早完全是宗法谭派。我们知道，谭派的艺术特点是“规范而优美”，在落落大方中显示出艺术的技巧，在朴实无华中显示出醇厚的韵味。奚啸伯最早的唱法就 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。
    他最早灌过一张《骂曹》的唱片，可以作为宗法谭派的代表。就以头一段[二六]“丞相委用恩非小”的“非小”来说，就很明显。现在一般都唱得比较“坠”，总往后拖，而谭派的唱法就收得非常干净，决不后坠。奚啸伯始终是这样唱的。
    每提起谭派来，奚啸伯总说：老先生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，信手拈来，哪儿都有戏，随便一个小腔，都可以唱出人物。说的时候就常常以《骂曹》里“丞相委用恩非小”的这个“非小”为例。他认为：这样唱不只是唱得干净明快，主要的是显出了祢衡这个人物狂做不羁的性格。他对谭派的这一点体会，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。
    稍微往后一点的时间，言派、余派的东西大量地进入了他的艺术中来。他灌的一张《上天台》的唱片，很能说明这一点。
    “孤离了龙书案皇兄带定”一段；中间一大段不必详细说了，仅从这一段的一头一尾来看就非常明显。“孤离了龙书案”这六个字，余派有余派的唱法，言派有言派的唱法。奚啸伯呢，“孤离了”三个字唱的是言的腔，用的是余的劲头，“龙书案”就完全是言腔言味。最后一句“一步一步随定了寡人”的“寡人”，余派是唱高的，言派是唱低的。而奚啸伯呢，基本上采取了余派的唱法，但在旋律上稍微起了点小棱角、小疙瘩，于是也就有了一点言味。 从他这段《上天台》来看，言派、余派两大流源的痕迹多么明显啊！
    以上所讲的《骂曹》和《上天台》两段唱，是奚啸伯早期艺术的代表作。他自己后来又听到这些唱片的时候，很不满意，说那时唱得太幼稚了，尽是毛病。可见他对艺术的要求是精益求精，越来越严格的。三十五岁以后，他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各家的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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