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京剧演员，必须掌握唱念做打的基本功夫。但是，演员因为具体条件不同，有的长于唱工，有的长于武打，有的长于念白和做工。这样的一艺专长，并不影响他的艺术发展，而能够达到更深的造诣，形成自己的流派。然而，也有全面发展的演员，唱念做打，无一本能，无一不精，甚至跨越行当，一个人能够演几种行当的戏，塑造出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物。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。李少春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    李少春既能演老生戏，又能演武生戏。而在老生戏中，他既能演偏重唱做的文老生戏，如《群英会》、《失街亭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打金砖》，又能演兼重靠把的武老生，如《定军山》、《战太平》，还能演红生戏，如《华容道》、《灞陵桥》。在武生戏里，他既能演靠把武生，如《长坂坡》、《战宛城》、《两将军》，又能演短打武生，如《恶虎村》、《洗浮山》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他的武功基础极为扎实，“大跟斗”、“小跟斗”都能翻。在短打武生戏里，还能演《三岔口》、《十字坡》等讲究“翻、砸、摔、跳”的“斗狠戏”。此外，他还擅长猴戏，如《闹天宫》、《水帘洞》、《智激美猴王》、《十八从罗汉斗悟空》等。李少春有卓越的艺术才能、深厚的艺术根基、丰富的艺术手段和精辟的艺术见解。他不但能够扮演许多截然不同的舞台人物，而且演得好，演得精采。他既不是反串应工，更不是偶然尝试。他登台演戏从来是严肃地对艺术负责，对观众负责。他时常在一场戏里，前面演《失·空·斩》，后面又演一出《三岔口》；有时前面演《武松》，后面又演《二进宫》。观众和同行都以高标准要求他；他也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使观众得到满足的艺术享受；同行则心悦诚服地交口称誉，公认他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。
    李少春是河北霸县人，生于1917年。他父亲李桂春，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艺术家，长期在上海演唱连台本戏和其它传统剧目。演戏之余就精心培养李少春，给他聘请有资望的教师，为他打下了文武戏的基础。后来李桂春谢绝舞台生活，回到天津居住，更专心于李少春的艺术成长。这时，李少春明确提出奋斗的目标：老生戏要继承余(叔岩)派，武生戏要继承杨（小楼）派。有志气者事竟成。当李少春以文武双出的打泡戏《击鼓骂曹》轰动北京以后，果然得到余叔岩的赏识，收他做了弟子。余叔岩对李少春学过的余派戏，有重点地加以指正，并且亲身示范传授给他《战太平》、《定军山》和《打渔杀家》。同时，李少春又拜丁永利为师，进一步学习杨派武生戏。从此，他的余派老生戏和杨派武生戏逐渐成熟。这为他一生的艺术事业打下了基础。
    李少春的唱工清润、醇厚、灵活、含蓄，完全遵从余派的典范。在《战太平》里，李少春扮演花云，有一段[西皮导板]转[散板]唱腔。面对强敌围攻，花云第二次出战前，已预料到不幸的后果。他壮怀激烈，表达了慷慨杀敌的决心，倾泻了生离死别之情。唱腔起伏跌宕，难度很大。高亢与低回，昂扬和压抑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    李少春在《法场换子》里唱的一段[二黄三眼]，则表现了徐策叙述薛家遭遇时的忧郁心情。唱来婉转含蓄，声情并茂。这两段唱都是李少春遵从余派典范的唱段。必须说明的一点是，李少春运用了“中锋嗓音，提溜劲儿”，才正确地继承了余派的唱法。在教授李少春的时候，余先生就严格要求他要学会运用“中锋嗓音”。余叔岩说道：中锋嗓音是用丹田的力气，把声音从声带中间放出来的，不能靠左，也不能靠右。靠左靠右的嗓音是挤出来的，那叫“左嗓子”，所起来虽然也高亢，却没有“提溜劲儿”，运用音韵时，就会显得干瘪。所谓“提溜劲儿”，就是无挂无碍地提起嗓音。高低升沉，空灵自如，不受任何阻碍，唱出来才能清润、灵活。这股劲头的来源，是蕴藏在中锋嗓音之中。李少春遵从余先生的教导，就是用“中锋嗓音”，掌握了“提溜劲儿”。开口一唱，就突出了清润、醇厚、灵活、含蓄的特色。这不但表现在余派传统剧目里，就是在他创作排演的许多新剧目中，也都有着浓郁的余派韵味。《将相和》里有一段[二黄]唱腔。唱词是：
    辅赵邦用心机深思苦想，
    都只为廉颇老将自逞刚强，闷坏衷肠。
    列国中唯我邦独把秦挡，
    全凭着文和武共保家邦，
    回朝来赏功劳金殿封相，
    老将军气量狭与我参商；
    为此事终朝挂体好叫我心中不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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