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年代中期，上海票界前辈江子诚、罗亮生、徐凌云、林植斋、顾森柏、陈小田、宋小坡等，有一个谈戏的聚餐会。我以后学忝陪末座，并责召集之责。一次在四马路会宾楼举行，江子老叫我去约请赵如泉以特宾身份来参加，席间罗先生谈起汪桂芬。

　　汪桂芬（1860～1906）外号汪大头，拜陈兰笙为师学老生，倒嗓后改习文场，曾为程长庚操琴，因而掌握一部分程的唱腔，曾师事程长庚，与谭鑫培、孙菊仙并称程门三杰，此三人中孙菊仙年龄最大，谭鑫培次之，汪桂芬最小，但他去世最早，因而对他的文字记载也比较最少了。罗先生说庚子前在上海天福茶园看过他的戏，只记得他演《打鼓骂曹》中饰演祢衡，用的是场面上的堂鼓，不同于后来，即谭鑫培演此，也是特制的花盆式大鼓。汪桂芬且擅演老旦戏，在天福茶园曾和李长胜（李如春的父亲）合演《断后龙袍》饰李后很受欢迎。不过当时罗尚年幼，对他的唱工不能领会，直到后来在北京同仁堂药铺，听了乐家收藏的汪桂芬《硃砂痣》和《捉放曹》的腊筒，才觉得汪调与人有

　　别，贵在嗓音运用得法，不仅高低音都动听，其中音尤佳，韵味之足如饮醇酒，有独到之处，非谭、孙所能及。

　　接着赵如泉谈了很多汪桂芬的轶事，他说：“我父亲赵祥玉唱架子花脸曾与汪桂芬同班，由于这层关系我曾为汪配演过《硃砂痣》剧中的娃娃生，照剧情娃娃生要向扮演韩员外的汪桂芬叫声‘爹爹'，当时只见汪脸上突然出现一副惊奇的神气，以乐不可支的口气答应了一声　‘嗳'，就是这一‘嗳'字，声音清脆，如穿云裂石，震耳欲聋，把我吓得几乎要哭出来。可见汪桂芬不仅是唱腔，白口、做工也具有深厚功底。”

　　赵如泉又说：“汪桂芬在上海时期，寓所外面经常有许多戏迷聚集在那里，偷听他吊嗓子。因为汪每天起床后必自拉自唱吊上几段，习以为常，戏迷们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。不过他的性情古怪，要门外没人时才肯吊嗓子，戏迷们就躲藏在隐蔽地点，并且讲好必须屏息静听，不可出声，以免被他发觉。有一天，他在吊《文昭关》，门外戏迷听得比在戏园买票还过瘾，内中忽有一人情不自禁叫起好来，汪桂芬发现有人窃听立即停弦，叫好人成了众矢之的，竟然被他身旁的人打了一个嘴巴，其他诸人也群起而攻之。此人急忙分辩说：‘你们打我自然有理，但是我听他唱得好，不叫好会把我憋死。'可见当时汪调之受人欢迎了。”

　　从前也有人传说，汪桂芬最恨观众叫好，其实并不尽然，赵如泉又接着谈下去，他说：“在前清末年，有很多各地驻沪的客帮，其中以北方人居多，大豆嗜好京剧，当时上海戏园全靠这批客帮观众捧场，每逢有新角来沪，都先由案目陪同演员去客帮拜客，以兹联络感情。后来上海一直有拜客之风，就是从那时开始。客帮中的观众当然也良莠不齐，欣赏艺术的人固然多，喜欢起哄捣乱的人也不少。汪桂芬对后者非常厌恶，为了对付这帮人，有一天他故意‘泡汤'唱念象背书一样，这样一来起哄的人反而闹不起来。第二天他开始唱的很好，等到台下一乱叫，他就又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他们，好在他不出差错，台下无法喝他的倒彩。几天以后这帮人共谋对策，想法子要触触汪的霉头，准备在汪出场后一哄而散，来坍他的台。那天正是他演拿手好戏《文昭关》的日子，当东皋公唱完落坐将要上伍员的时候，这帮人就不约而同地一齐起身走了，待听到汪在幕内一声‘马来'，觉得比往常精彩，这帮人走到半路又停住脚步。等到汪上场后一句‘伍员在马上怒气冲，逃出龙潭虎穴中'，这帮人竟不由自主地又都回到原位，乖乖地听完了整出戏，可见他的艺术魅力之强了。”

　　据赵如泉说，汪桂芬艺术虽好，脾气很坏，最大的缺点是不受信用，不仅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有过临场逃遁辍唱的怪事，即在上海天福茶园，也有戏园卖了满堂，他却装病不到的事情，还有一次上海丹桂茶园的老板刘维忠，挽熊文通做中人，预付他包银三百两，立下字据作为他下次来沪演出的定洋。不料他再来上海却在另一家戏园登台，为此讼诉于上海会审公廨，结果判决杖汪一百，掮枷游街示众，这件事确属事实，很多人亲眼看过汪大头披枷戴铐在大马路（即今南京东路）游街，一时传遍申江。

（摘自 《六十年京剧见闻》）